近日，一篇公號文章《請暫時遺忘袁隆平，我們應該認識一下這些給我們米飯吃的人們》，讓中國工程院院士袁隆平在朋友圈獲得了一波“新流量”。

文章努力想說明這樣幾個問題：袁隆平“雜交水稻之父”名不符實；“給我們米飯吃”的人，除了袁隆平還大有人在；袁隆平的成就被“過度放大”，應該被“暫時遺忘”，把“舞臺”留給其他科學家。

那么，事實是否如其所言？袁隆平憑什么成為“雜交水稻之父”？我們應該遺忘袁隆平嗎？

首先發現水稻雜種優勢現象

“利用不育系培育雜交水稻并非我國首創，但最早在生產上實現這一技術的是中國。而這一技術能在中國變成生產力和糧食，關鍵人物就是袁隆平。”安徽省農業科學院研究員朱啟升向科技日報記者介紹。

按水稻品種育成是否直接利用了雜種優勢，水稻可分為常規稻和雜交稻。

“雜交只是一種交配方式和手段，既可用于常規稻育種，也能用于雜交稻育種。判斷一個品種是常規稻還是雜交稻，不是看是否利用了雜交，而要看是否直接利用雜種優勢。”袁隆平團隊核心育種專家鄧啟云說。

鄧啟云介紹，袁隆平是我國第一個發現水稻雜種優勢現象的科學家。在選育常規稻的過程中，袁隆平發現了一個鶴立雞群的優良植株，他原以為是自然突變，將其收集來做新常規稻品種育種。但種出來的結果讓他大失所望：該植株后代群體產生了嚴重分離。不過，由此，袁隆平根據孟德爾遺傳學里的遺傳規律，推測該植株“植株高大、產量超群”的原因是雜種優勢。

為世界雜交水稻發展定調

“三系雜交育種最偉大的貢獻，是解決了思想問題。他用自己的研究結果告訴大家，雜交水稻研究是否值得做。”揚州大學教授潘學彪說。

“自花授粉作物沒有雜種優勢”這在當時幾乎無人質疑。袁隆平發現水稻具雜種優勢的現象后，執著研究、求證。最終，他在一篇《水稻的雄性不孕性》文章里，為世界雜交水稻發展定了調：雜交水稻研究值得做。

“袁隆平院士開啟了我國水稻育種雜種優勢利用的序幕。”《科學通報》編審彭斌評價。這篇跨越水稻育種“禁區”的論文，奠定了我國雜交水稻育種與產業迅猛發展的基礎。

潘學彪介紹，袁隆平定了“調”后，才有人跟進嘗試做雜交育種和親本選育試驗。此后，通過技術改進，我國實現了雜交稻稻谷產量大幅提高并應用于大面積生產。

讓業界佩服的，還有他的敏銳洞察力、超強組織力和堅定執行力。“1971年找到雄性不育系，1974年找到三系配套模式，此后成立‘全國雜交水稻研究協作組’，1976年我國就實現了三系配套大規模制種。不到6年時間完成這些工作，速度驚人。”潘學彪說。

每一次升級都與袁隆平關系密切

“雜交水稻發展過程中每一次的轉型升級，都與袁隆平有著極為密切的關系。”四川農業大學水稻研究所所長李平說。

在兩系雜交稻育種中，湖北石明松教授發現了首個光溫敏不育材料——農墾58S。袁隆平團隊成員羅孝和，通過雜交轉育農墾58S，育成了我國第一個大面積應用的兩系秈型不育系“培矮64S”。業界認為，石明松為兩系雜交稻育種作出了原創性貢獻，袁隆平團隊則將這一原創性材料轉變為了生產上的實用品種。

袁隆平還有一項杰出貢獻，就是他“保住了”兩系雜交育種技術。在袁隆平領銜全國兩系法育種不到兩年，就遇到了特大“坎兒”：1989年夏季前，業界普遍認為兩系不育系育種只受光敏影響。不過，1989年夏季的一場異常低溫，導致兩系不育系材料不穩定，造成全國兩系育種大面積失敗。一時間，科研界普遍“唱衰”兩系育種，研究甚至一度被國家和科研人員放棄。

袁隆平頂住高壓，帶領團隊積極尋找大面積制種失敗原因。通過重新研究兩系不育系的光溫敏特性，建立了確保制種安全的“光溫敏核不育系繁殖程序”，使兩系法“起死回生”，最終從研究走向了生產應用。

我國推廣面積前三的雜交稻品種都源于“野敗”

根據“國家水稻數據中心”數據，我國推廣面積前三的雜交組合品種“汕優63”“汕優64”和“威優64”，都為三系雜交稻。這三大品種的親本，都來源于“野敗”。

“野敗”（野生稻雄性敗育株）為何物？它是袁隆平團隊首次在海南發現并原創性利用其與栽培稻雜交、回交獲得的第一個三系不育系。

1970年，袁隆平的學生和助手李必湖，在海南三亞發現了野敗原始不育株。由此，袁隆平實現了他“利用野生稻和栽培稻雜交創制出不育系”的思路，進一步育成了敗育徹底的實用型“野敗型細胞質”不育系。

1972年，袁隆平向全國攻關組所有成員單位發放了“野敗”材料，共同選育“三系”強優勢組合。利用“野敗”，袁隆平育成了我國首個野敗型不育系“二九南1號A”和第一個強優勢雜交組合“南優2號”。從我國“三系”雜交稻所利用的不育系來源來看，“野敗”來源的不育系占絕對主導地位。

至今，“野敗”仍被國內外雜交水稻公司廣泛應用于三系育種。 （記者 俞慧友）